• Skip to primary navigation
  • Skip to main content
  • Skip to primary sidebar
  • Skip to footer
location icon香港中環雪厰街二號聖佐治大廈五樓503室phone-icon +852 2868 0696 linkedintwitterfacebook
OLN IP Services
close-btn
OLN IP Services
Get bespoke and commercially-driven advice to your Intellectual Property
Learn More
OLN IP Services
OLN Online
close-btn
OLN Online
Powered by Oldham, Li & Nie, the law firm of choice for Hong Kong’s vibrant startup and SME community, OLN Online is a forward-looking and seamless addition to traditional legal services – a true disruptor.
Learn More
OLN IP Services
  • 繁
    • ENG
    • 简
    • FR
    • 日本語
Oldham, Li & Nie
OLN IP Services
close-btn
OLN IP Services
Get bespoke and commercially-driven advice to your Intellectual Property
Learn More
OLN IP Services
OLN Online
close-btn
OLN Online
Powered by Oldham, Li & Nie, the law firm of choice for Hong Kong’s vibrant startup and SME community, OLN Online is a forward-looking and seamless addition to traditional legal services – a true disruptor.
Learn More
OLN IP Services
  • 關於
        • 獎項與排名
        • 企業社會責任
  • 專業服務
        • 加拿大公證服務
        • 中國事務
        • 香港僱傭法和商業移民法律服務
        • 破產法
        • 爭議解決
        • 投資基金
        • 公證服務
        • 長者法律服務
        • 家事法
        • 保險
        • 私人客戶 – 遺產規劃和遺囑認證
        • 商業詐騙和資產追踪
        • 人身傷害法
        • 稅務諮詢部
        • 中國委托公証服務
        • 知識產權法
        • 金融服務監管部
        • 日本事務
        • 公司和商業法
        • Startups & Venture Capital
        • 法國事務
        • 合規、調查和執法
        • 加拿大公證服務
        • 中國事務
        • 家事法
        • 知識產權法
        • 香港僱傭法和商業移民法律服務
        • 保險
        • 金融服務監管部
        • 破產法
        • 私人客戶 – 遺產規劃和遺囑認證
        • 爭議解決
        • 人身傷害法
        • 日本事務
        • 投資基金
        • 稅務諮詢部
        • 商業詐騙和資產追踪
        • 公證服務
        • 法國事務
        • 公司和商業法
        • Startups & Venture Capital
        • 長者法律服務
        • 中國委托公証服務
        • 合規、調查和執法
  • 律師團隊
  • 最新消息
  • 辦事處

Suite 503, St. George's Building,
2 Ice House Street, Central, Hong Kong

Tel. +852 2868 0696 | Send Email
linkedin twitter facebook
OLN Blue

OLN

  • Block Content Examples
  • Client Information & Registration
  • Contact Us
  • Cookie Policy (EU)
  • Globalaw
  • OLN Podcasts
  • Privacy Policy
  • Review
  • Test Blog
  • 加入我們
  • 專業服務
  • 律師團隊
  • 我們的歷史
    • 獎項與排名
    • 高李嚴律師行的企業社會責任
  • 所獲獎項
  • 標準服務條款
  • 聯繫我們
  • 評價
  • 評語
  • 辦事處
  • 關於我們
  • 高李嚴律師行
  • 高李嚴律師行和社區
  • 關於
        • 獎項與排名
        • 企業社會責任
  • 專業服務
        • 加拿大公證服務
        • 中國事務
        • 香港僱傭法和商業移民法律服務
        • 破產法
        • 爭議解決
        • 投資基金
        • 公證服務
        • 長者法律服務
        • 家事法
        • 保險
        • 私人客戶 – 遺產規劃和遺囑認證
        • 商業詐騙和資產追踪
        • 人身傷害法
        • 稅務諮詢部
        • 中國委托公証服務
        • 知識產權法
        • 金融服務監管部
        • 日本事務
        • 公司和商業法
        • Startups & Venture Capital
        • 法國事務
        • 合規、調查和執法
        • 加拿大公證服務
        • 中國事務
        • 家事法
        • 知識產權法
        • 香港僱傭法和商業移民法律服務
        • 保險
        • 金融服務監管部
        • 破產法
        • 私人客戶 – 遺產規劃和遺囑認證
        • 爭議解決
        • 人身傷害法
        • 日本事務
        • 投資基金
        • 稅務諮詢部
        • 商業詐騙和資產追踪
        • 公證服務
        • 法國事務
        • 公司和商業法
        • Startups & Venture Capital
        • 長者法律服務
        • 中國委托公証服務
        • 合規、調查和執法
  • 律師團隊
  • 最新消息
  • 辦事處

有關英國稅務的簡單摘要

Test Blog

有關英國稅務的簡單摘要

September 8, 2021 by OLN Marketing

1.    英國與香港的税制的分別

香港

  • 收入來源地域徵稅 – 即只有源自香港的利潤才須在香港徵稅,而源自其他地方的利潤則不須在香港繳付利得稅。

英國

  • 全球徵稅 – 即在全球所賺取的收入和收益,包括得自海外的利潤,都予以徵稅。
 入息稅物業收入稅公司利得稅股息稅資產
增值稅
土地稅物業
印花
稅
遺產稅
香港2% – 17%淨租金收入的15%16.5%
(正常税率)
8.25%
(不超過$2,000,000
的應評稅利潤)
沒有沒有差餉: 5%  
地租: 3%
$100 – 15%2005年7月15日後
取消遺產稅
英國  20% – 45%物業所得租金
收入連同個人入息計算稅款
19%
(正常税率)
7.5% – 38.1%
(視乎稅級)
10% – 28%
(視乎稅級和資產類別)
市政稅:
£1,070.22 – £3,210.66
(2020/21年度)
0% – 12%最高稅率為40%
2.    英國税制的簡介

A.    全球徵稅制度 – 英國居民 (Resident) vs 非英國居藉居民 (Non-domiciled Resident)

英國居民

  •  如你是英國居民,便要為源自英國及海外的收入繳稅。
  • 一般而言,只要你在每稅收年度(4月6日至來年4月5日)於英國逗留多於183日,就自動定義為稅務居民(Tax-Resident)。

非英國居藉居民 (Non-domiciled Resident) 

  • 如你居住在英國,但並非英國居籍居民,那麼只有源於英國的收入和收益要繳稅,而對於海外收入,你可選擇申請以匯款制計稅 (Remittance Basis) ,即只把匯入英國的海外收入和收益計稅。
  • 居籍 (domicile) 是個普通法概念,意旨你視為永久居所的國家或地區。 要確定居籍有可能涉及複雜的法律事實,考慮因素包括為你的出生地、於英國逗留的時間長短、是否有意於英國永久定居等等。 
  • 值得注意的是如你在20年內有15年都是英國稅務居民(即使居籍並非英國),你將在第16年起自動被視為具有英國居籍的人(Deemed Domicile),並需要為源自英國及海外的收入繳稅。

B.    香港與英國簽訂的雙邊稅務條約 (Double Taxation Agreement) 

  • 香港與英國有簽訂雙邊稅務條約,訂明雙方的徵稅權,亦定明不同被動收入的稅率寬免,以防止雙重徵稅。
3.    移民前的稅務計畫

A.    建立 “乾淨資本” (Clean Capital)

  • 首次成為英國稅務居民以前所產生的海外收入或收益一般稱為“乾凈資本”。即使該資金被匯入英國,都不會被徵稅。
  • 在成為英國稅務居民之前,應該將 “乾凈資本” 進行分離。否則如果該資金和成為稅務居民後產生的資金混合,原本的“乾凈資本”亦有機會被徵稅。
  • 以達至 “乾淨資本” 分離,你可開設不同銀行賬戶,以單獨管理 “乾淨資本”、利息帳戶和資本收益帳戶等。

B.    妥善安排每年居英日子

  • 如上所述,如你在20年內有15年每年留英日子多於183天,便會被視為英國居籍 (domicile),這會影響你可否申請以匯款制計稅及遺產稅繳納多寡。

C.    作好資產承繼安排

  • 如你打算保留香港作為你的居籍 (domicile),建議應訂立香港遺囑以涵蓋香港資產。

D.    設立信託

  • 海外信託的設立能有效地達至稅務遞延甚至減免。海外信託的海外收入和收益一般無需繳英國所得和利得稅。
  • 至於英國遺產稅,英國非居籍居民設立的海外信託的海外資產無需繳稅。只要信託設立人在設立信託時是英國非居籍居民,即使之後信託設立人獲得居籍,信託名下的海外資產亦無需繳英國遺產稅。

聯絡我們:

Anna Chan 陳韻祺律師 | 合伙人
anna.chan@oln-law.com

Victor Ng  吳光懋律師 | 合伙人
victor.ng@oln-law.com

免責聲明:本文僅供參考。本文中的任何內容均不得解釋為對任何人提供的英國或香港法律意見或任何與此有關的法律意見。高李嚴律師事務所對任何人因本文所所載的任何內容而行所造成的任何損失和/或損害不承擔任何責任。

Filed Under: 稅務諮詢部

自由工作者或「炒散王」算是自僱人士還是僱員?

August 30, 2021 by OLN Marketing

隨著科技發展一日千里,「零工經濟」近年成爲新興全球趨勢。零工經濟泛指自由工作者通過線上求職平台轉介並獲取兼職工作機會,工作性質通常是為某個項目特別而設或臨時性質的工作。因應新冠肺炎肆虐和科技高速發展,就業市場產生前所未有的變化,零工經濟亦因此應運而生。僱主傾向減低長期員工的比例,並同時增加更多臨時/兼職員工,增加靈活性。零工經濟的增長也受惠於高速發展的線上平台和電商行業,例如外賣平台和租車平台。銀行、零售和資訊科技等傳統行業亦聘用更多的自由工作者,提高其組織的靈活性。本文將研究自由工作者,或俗稱「炒散王」,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的權益和定位。

自由工作者在香港的定位

雖然零工經濟在香港是一個嶄新的概念,但這種特殊的關係仍然由傳統的「僱員/自僱」二分法作區分。根據合同的具體條款,自由工作者可以被視為「僱員」,亦可能被視為「判頭或自僱人士」。如果自由工作者在法律上被界定為僱員,他將有權享有《僱傭條例》(第 57 章)「EO」、《僱員補償條例》(第 282 章)「ECO」和《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第 485 章)「MPFSO」等法例下的法定權益和保障。

因此,要了解香港法律框架下自由工作者的合法權利,首先必須了解僱員/自僱人士的分別,以及相對應的權益。下表概括了香港法律制度下的自僱人士、固定限期的僱員和無固定限期的僱員在權益上的主要區別:-

 

自僱人士

 

固定限期的僱員

無固定限期的僱員

性質

自僱

僱員

僱傭條例

不適用

適用

僱員補償條例

不適用

適用

 

法定僱員福利 – 有薪年假

×

如僱員於連續性合約受僱不少於12個月,僱員將依法享有法定有薪年假 (Part 8A, EO)。

 

法定僱員福利 – 疾病津貼

 

×

如僱員於連續性合約受僱不少於1個月,僱員將依法享有法定疾病津貼 (Part 7, EO)。

法定僱員福利 – 遣散費

×

如僱員於連續性合約受僱不少於24個月,如

僱員因裁員而遭僱主解僱或被停工,僱員將依法享有遣散費 (Part 5A, EO)。

 

法定僱員福利 – 長期服務金

×

如僱員於連續性合約受僱不少於5年,並

(i)  非基於因犯嚴重過失而遭即時解僱或因裁員而遭解僱

 

(ii) 向僱主呈交註冊醫生或註冊中醫發出指定的證明書,證明他永久不適合擔任現時的工作,並因健康原因辭職

 

(iii) 65 歲或以上的僱員因年老而辭職

 

(iv) 僱員在職期間死亡;或

 

(v) 有固定期限的僱傭合約,在合約期滿後不獲續約 (如僱主在合約終止日前以書面要求僱

員續訂合約或以新合約重新聘用,僱員不能不合理地拒絕該項要求)

 

 

法定僱員福利 – 強積金

任何人須在成為自僱人士的首60日內自行選擇強積金計劃及開立一個自僱人士帳戶。

 

僱主必須為計劃供款,並從僱員的收入中扣除部分收入作為供款,除非僱員受僱的固定期限少於 60 天。

 

 

終止僱傭合約

視乎自僱人士以及網上平台訂立的合約條款

 

僱員或僱主任何一方以通知期或代通知金,終止僱傭合約

 

僱主在以下情況,可即時解僱僱員,而無須預先通知或給予代通知金,如僱員在與其僱傭有關的事宜上:

  1. 故意不服從僱主合法合理的命令;
  2. 行為不當;
  3. 欺詐、不忠實;
  4. 慣常疏忽職責;或
  5. 因任何其他理由而僱主有權根據普通法無須給予通知。

 

僱員在以下情況,可即時終止僱傭合約,而無須預先通知或給予代通知金,如;

  1. 合理地恐懼身體會受到暴力或疾病的危害;
  2. 受僱主苛待;
  3. 已為僱主連續工作不少於 5 年,而經註冊醫生或註冊中醫發出指定的證明書,證明永久不適合擔任現時的工作;或
  4. 因任何其他理由而僱員有權根據普通法無須給予通知而終止合約。

 

僱傭合約届滿

 

因工遭遇意外以致身體受傷的損傷的補償

 

×

如僱員在受僱工作期間因工遭遇意外以致身體受傷,僱主需依法作出賠償 (s5 ECO)。

如上表所示,在現行僱傭保障的制度下,大部分的僱傭權益源於「僱員」的身份。大部分的情況下,企業通常希望以自僱人士的方式聘請自由工作者,因爲以此形式聘請自由工作者,僱主不需向强積金供款和對僱員承擔法定權益,從而節省成本。然而,零工就業是否構成僱員或自僱人士不能一概而論。

根據香港案例,即使僱主於合同以「代理人」、「顧問」、「自由工作者」或「判頭」(或其他頭銜)稱呼僱員,該僱員仍有可能在法律上被界定為「僱員」。除此之外,其他司法管轄區的法院亦曾裁定自由工作者為僱員,從而享有某些僱傭保障和權利。例如,最近英國最高法院一致認為UBER司機為英國僱傭法下的「工人」,因此享有法定最低工資和有薪年假等僱傭權益 (詳見Uber BV and others (Appellants) v Aslam and others (Respondents) [2021] UKSC 5)。阿姆斯特丹上訴法院裁定,在線外賣平台 Deliveroo 的外賣員在法律上為僱員;而西班牙巴塞隆那法院亦曾下令Deliveroo需支付 130 萬歐元作爲僱傭供款。由於上述裁決都是在 2021年頒佈的,它們很有可能影響著其他地區的法庭 (包括丹麥、奧地利和瑞典等) 在同類案件中的取態或政府政策,為自由工作者提供更多保障。

香港法院的考慮因素

在香港,僱主與僱員關係視乎個別個案的具體情況而定。香港終審法院於Poon Chau Nam v Yim Siu Cheung [2007] HKCFA 19 作出的判詞很有指導性,該案裁定界定僱主與僱員關係需以一個基於就業背景下的整體印象來決定。 在 Tang Chau Yuet v Fu Kin Po [2011] 1 HKLRD 519案中,香港法院裁定在考慮僱傭關係會考慮下列的因素,當中包括: –

(1) 僱主對僱員的控制程度:如果僱員有權自行決定何時、何地或以何種方式工作,僱員傾向被界定為「自僱人士」而不是「僱員」;

(2) 僱員會否自行提供的設備;

(3) 僱員會否自行僱用助手;

(4) 僱員會否自行承擔財務風險及其程度;

(5) 僱員在執行任務時有否機會從有效的管理獲利;

(6) 僱員承擔的投資和管理責任;

(7) 僱員在的僱主組織所擔當的角色;

(8) 僱主為僱員承擔保險和稅收的責任;

(9) 僱員會否在同樣行業自行經營業務;

(10) 當事人對自己關係的看法;和

(11) 有關行業或專業的行業做法。

香港法院將如何看待企業與自由工作者的僱傭關係仍有待觀察。在這方面,可以參考英國最高法院在 Uber 一案中的判決,法官一致作出以下結論,認定 Uber 司機為英國僱傭法下的「工人」,並强調以下的因素:

(1) 固定報酬——Uber對票價有控制權,並有權根據乘客投訴作出全額或部分退款。

(2) 標準合約條款——Uber司機必須接受Uber訂立的標準合約條款。

(3) 限制司機接受乘客的權利——Uber通過控制提供給司機的資訊,從而控制司機接受要約的能力,再而監察司機接受和取消要約的比率,作出相對的懲處。

(4) 對車輛類型和平台的控制——提供服務的線上平台由Uber全資擁有和控制

(5) 限制乘客和司機之間的溝通——乘客與司機的溝通被限於提供租車服務。

Uber案的判決僅限於該案的具體情況。即使出現相近的因素,亦可能產生截然不同的裁決。 故此,在線平台、電商或任何打算僱用自由工作者的企業,亦應詳細考慮上述的因素,評估他們與自由工作者的僱傭關係。

如果你就上述希望了解更多,歡迎你通過以下信息與我們的合夥人Anna Chan聯繫。

Filed Under: 香港僱傭法和商業移民法

感謝伸手助人協會

August 12, 2021 by OLN Marketing

高李嚴律師行非常榮幸與伸手助人協會合作,為地區內的長者及低收入人士傳遞愛心與關懷。我們衷心感謝伸手助人協會頒予本行的感謝狀!

Filed Under: 最新消息

Dissipation of Assets by Debtor – How Lumley v Gye Tort Can Assist Creditor

August 5, 2021 by OLN Marketing

The notorious “dissipation” cases

One of the common questions a desperate creditor would ask is whether he/she can go after the ultimate owner/the controller of the debtor company instead of the debtor itself. In most circumstances, the answer is No because:-

  1. Under the “privity of contract”, only the contracting party can be sued for breach of contract. Where there is a written contract, a party is in general bound by its terms after signing. A party is not allowed to claim that there are contracting parties other than those stated in the contract, especially whe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ontracts (Rights of Third Parties) Ordinance has been expressly excluded.
  2. A company is accepted in law as a separate “legal personality” which is able to act on its own, and is also able to be sued and become liable on its own. In the case of a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a shareholder’s liability is limited to the extent of his investment in the company.
  3. Only in very exceptional circumstances (such as fraud) that the court would “lift the corporate veil”. But even in the case of fraud, the UK Supreme Court once pointed out in VTB Capital plc v. Nutritek International Corp [2013] UKSC 5 that it is wrong to treat the persons behind as contracting parties to hold them contractually liable.  

In view of the above cardinal principles, a cunning owner/controller may nominate a limited liability entity as the borrower/contracting party thus shielding oneself from personal liability. Such owners/controllers may also willfully drain the company’s financials or in more radical cases, they may even try to siphon off assets from the company to their related parties. In the latter scenario, as it is not uncommon for such controllers to have lent money to the company by way of shareholders’ loans, such controllers may even actively pursue the winding-up of the company with the ultimate goal to appoint a liquidator over whom they may exert influence.

Creditors’ options in such an unfortunate circumstance are limited. The creditor may try to obtain a Mareva injunction against the debtor company, which is, however, preventive in nature and would have no use if dissipation has already occurred. In such a situation, what has been consistently underexplored, if not overlooked, is the tort as recognised in Lumley v. Gye [1853] EWHC QB J73, or what is modernly called the tort of procuring a breach of contract. As will be seen below, this tort has been recently reinvigorated (in particular in the cases of Marex Financial Limited v. Carlos Sevilleja Garcia [2017] EWHC 918 (Comm) and Palmer Birch v. Lloyd [2018] EWHC 2316 (TCC)) to cover shareholders/ directors (and even ultimate beneficial owners and shadow directors) of a company who, through dissipation, have emptied the pocket of the company to deprive it of the means to make payments to its contractual counterpart. This may sound a bit ironic because while commercial lawyers have always tried to use the device of contract to avoid the need to establish a “duty of care” should a dispute later arise, it is tort law which comes to the rescue when no effective means is to be found in enforcing a contract. On the other hand, as will be analysed below, it cannot be overstated that a contract nonetheless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here because the tort relies on the existence of a contract and a breach thereof (which in turn depends on the existence, breadth, legality and enforceability of a contractual clause). Viewed in this light, the existence of the Lumley v. Gye tort actually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the drafting technique of a commercial lawyer.

The Elements of the Lumley v. Gye Tort 

The basic elements of the Lumley v. Gye tort are that:

  1. There at least has to be a contract.
  2. There at least has to be a breach of the contract.
  3. There has to be an element of participation (which has to be more than mere prevention) on the part of the shareholder/director/controller in causing the breach of the contract.
  4. The shareholder/director/controller must also have intended to procure the breach of the contract through its participation. Impliedly, they must also have known of the existence of the contract.
  5. The plaintiff has to have suffered a loss.

Having regard to the elements of the tort, it is then not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why such a tort can be a useful weapon in a dissipation case against the controllers of the company where a breach of contract has already occurred. By definition, such controllers are in control of the company so that it is usually hard for them to insulate themselves from the dissipation. On the other hand, being close to the affairs of the company, they cannot really deny their knowledge of the contract. As for the fifth element, the non-payment under the contract is the loss suffered.

It can be immediately observed that while the Lumley v. Gye tort seems to have “sidestepped” the doctrine of separate legal personalities, it does not deny and is actually premised on the recognition of the separate legal personalities of a company and its controllers (so that they can be properly regarded as third parties). Therefore, there is no established policy reason to exclude a claim against the controllers once the elements of the tort are satisfied. The debtor in Palmer Birch tried to argue that the whole claim was an impermissible attempt to pierce the corporate veil but such argument failed.

As can be shown in the Supreme Court case of Sevilleja v. Marex Financial Ltd [2020] UKSC 31, a claim based on the Lumley v. Gye tort is allowed even when the company is in the process of being wound up. The no reflective loss rule is no bar to such a claim. A general creditor may therefore be in a more advantageous position since he/she could have a direct claim against the controllers circumventing the problems of ranking lower than secured creditors or ranking pari passu with claims of other general creditors. 

Is there a tort of knowingly inducing or procuring the wrongful violation of a judgment debt?

Under the doctrine of merger, upon obtaining a judgment, the contractual debt has “merged” into the judgment and the claimant can no longer rely on the original contractual debt. The question then is, whether the creditor can still rely on the Lumley v. Gye tort where the non-payment is in respect of a judgment debt deriving from a contractual debt? This is the scenario encountered by the English Court in Marex Financial, where at first instance Knowles J decided in an interlocutory application hearing that there exists a tort of knowingly inducing or procuring the wrongful violation of a judgment debt, thereby extending the application of the Lumley v. Gye tort to cover such a judgment debt. Though this case was subsequently appealed to the Supreme Court on other points, ruling on this point remains undisturbed.

The decision of Marex Financial however leaves another problem unaddressed. Given that the original Lumley v Gye tort only recognizes contractual interests as a specific asset class worthy of its protection, it remains to be seen whether the tort of knowingly inducing or procuring the wrongful violation of a judgment debt can be extended to judgment debts based on other causes of action (e.g. a monetary judgment obtained solely based on a tortious claim).

Even if the tort of knowingly inducing or procuring the wrongful violation of a judgment debt is kept within its current bounds, it still represents an outlier in the common law world because a cause of action is generally considered as completed upon the grant of the judgment so that the failure of the debtor to satisfy a judgment debt would not give rise to another cause of action, and the creditor is left with traditional enforcement actions and winding-up proceedings. By this special tort, the creditor can now launch a new claim against the shareholder/director/controller of the debtor company where the judgment debt (which has to be derived from a contractual debt) remains unsatisfied.

Comparison to other economic torts

The Lumley v Gye tort also has the following advantages when compared with other economic torts:

  1. No fraud needs to be proved as in the case of tort of deceit. It has to be borne in mind that fraud is a serious allegation and it is hard to prove fraud in a commercial context.
  2. No unlawfulness needs to be proved as in the cases of unlawful means conspiracy and unlawful interference.
  3. Unlike conspiracy, only one wrongdoer (other than the contract breaker) is enough in the Lumley v. Gye tort.

The Lumley v. Gye tort also seems to be exceptionally useful against shadow directors who are acting outside of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company. Ironically, this may deprive them of the defence of “acting bona fide within the scope of his authority” conferred on by the company whereas such a defence is generally available to a de jure director. It is therefore not a coincidence that the main defendant in both the cases of Marex Financial and Palmer Birch is a shadow director.

On the other hand, in dissipation cases, what the claimant requires is some initial evidence that there has been dissipation of assets from the company. Such financial information is not normally available to outsiders and as the claimant cannot fish for evidence, he may have to obtain such evidence through other legal routes. Such routes may include contractual clauses which allow access to financial information (which are commonly included in commercial agreements), as well as disclosure orders ancillary to a Mareva injunction. 

Conclusion

Both the cases of Marex Financial and Palmer Birch have not been considered by the Hong Kong courts in the context of a Lumley v. Gye tort. It therefore remains to be seen whether the two cases will be followed by the Hong Kong courts, especially when the flexible use of the Lumley v. Gye tort has the effect of sidestepping many of the long-lasting common law principles as described above. However, as an experienced litigator can tell, there is often no better way to apply pressure on the other side than to sue the natural persons behind, and for this reason alone the possibility of launching a claim based on the Lumley v. Gye tort is worth exploring. 

Our firm has extensive experience in debt recovery action in HK.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 regarding the topic discussed above, please contact our partner Anna Chan at anna.chan@oln-law.com or Martin Tse at martin.tse@oln-law.com for further assistance.

August 2021

Filed Under: 爭議解決

Top 7 Contracts for Startup Survival in Hong Kong

July 30, 2021 by OLN Marketing

We are frequently asked by our startup clients whether or not written contracts are strictly necessary, particularly during the early stages when their business may not be much more than a great idea about a product or a service. We are aware that founders frequently jump into building their businesses without any written contracts but doing so can prove to be a costly mistake. 

Why bother with contracts at all?

Written contracts set out th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of each party, thereby reducing uncertainties and helping to minimise the risk of disputes getting out of hand. Accordingly, embarking on a business arrangement without a signed written contract means that all of your rights and obligations are left uncertain, leaving your business in a weak position overall. 

Regarding the kinds of business arrangements that startups and founders will find themselves in, there are few absolute rules but one is that you should use a written contract whenever you intend to enter into dealings with third parties (paid/unpaid workers, vendors, customers or investors) or with other founders. Employees are a special category because employment laws in Hong Kong actually require employers to provide written employment agreements. 

So, what contracts does a startup really need and why? 

The following is our Top Seven list of all contracts that founders are likely to need during the early phases of setting up and growing their businesses:

1.    Employment contract

You will need at least one sturdy, reusable employment contract for your startup to be in compliance with Hong Kong employment laws but will also need to address confidentiality, non-solicitation, non-competition as well as several other key issues. If you intend to hire interns or other unpaid workers, you will also need a variation of an employment contract for them. For anyone who will be working for the business as a legitimate independent contractor you may also need a services agreement. You will also find that as a startup, these agreements and the business itself will probably need to incorporate a share incentive scheme of some sort to incentivise performance.

2.    Co-Founders agreement/Collaboration Agreement/Founders’ Agreement

The function of this contract is to address the contributions of the respective founders, their entitlement to shares in the business (vested over what time period) as well as set out clear contingencies in case any of the founders withdraw. These are often put into place before the business has been incorporated so frequently, founders will ask to include simple administrative rules that will govern the founders’ conduct until a formal shareholders’ agreement is put in place which then replaces the Co-Founders Agreement. 

3.    IP assignment contract

This is the next most important contract on the list partly because it often is put in place before the business has been incorporated and before any employment contracts are needed. However, the main reason is that the technology developed by the founders is, more often than not, the lynchpin of the business but until the underlying IP has been legally assigned to the business, it consists of little more than ideas in the founders’ heads. Without that crucial step of assigning the IP, no investor will invest in the business for the simple reason that the business doesn’t own its IP. The founders own it. And unless that IP is assigned to the business, what will prevent the founders from leaving the business in 5 months to set up another business? 

4.    Non-disclosure agreement (NDA)

Everyone has heard of NDAs (aka confidentiality agreements) which primarily function as a means of protecting the business from unauthorised disclosure or use of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The general rule of thumb is that, as a business, you should not allow any individual or organisation to have access to any valuable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until after they have signed a properly prepared NDA. 

5.    Investment agreement/Subscription agreement

This contract, often signed together with the shareholders’ agreement, govern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company, the founders and new investors and can take many forms depending on the investors’ intended contribution. In Hong Kong, the investment will usually center around a subscription of either preference or ordinary shares in exchange for an agreed amount of cash (i.e.: an equity investment). Occasionally, investors will offer cash in exchange for a convertible note or other debt instrument. Regardless of how the investment is structured, at a bare minimum, the underlying contract must address details such as the amount, timing and conditions for the investment, and conditions that must be met before the investors can recover their investment. Regardless of who prepares the original agreement, the company and founders need to careful about the scope of representation and warranties as well as potential indemnity/liability provisions that investors will typically insist on inserting to protect their own interests. 

6.    Website terms of use (aka terms and conditions)

Although not often thought of as a contract, these function the same way contracts do by stipulating th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of website users and including protections geared to the business. Businesses that use their website for conducting e-commerce will also need to include legal terms of sale to govern functions such as payments, delivery and returns. Unlike the other contracts in this Top Seven list, terms of use are normally entered into as digital contracts instead of being signed in the traditional way. 

7.    Shareholders’ agreement

These are used to govern the relationship among shareholders once the business has been incorporated and, like the Investment Agreement, are usually quite detailed. Because they are so detailed and therefore costly to prepare, founders will normally wait until they start fundraising before paying to have a shareholders’ agreement prepared. The reason for that is because each investor will assert specific demands to protect their investment and these will need to be reflected in both the shareholders’ agreement and the Investment Agreement. Each new set of demands will entail changes being made to both agreements. 

How can OLN help?

With the above list in mind, we hope you can appreciate why it is foolhardy to operate a startup without written contracts. So, how do you avoid that?

Although contracts are freely available online, the quality and suitability of these vary tremendously. Without substantial prior experience dealing with contracts, you will not know which ones to use and what changes need to be made. To avoid making a costly mistake, in most instances, you should seek advice from a lawyer before negotiating, preparing or signing any significant contract. 

If you only require a few contracts at a time and some occasional legal advice, the most cost-effective option available in Hong Kong is to subscribe to OLN Online. OLN Online offers a huge library of contract templates for Hong Kong startups (including all of the ones listed above), as well as the basic advice you will need to get started, and is available through two subscription plans. 

If you need more hands-on assistance with your contracts, we recommend that you contact one of us at OLN. We have decades of experience advising founders and investors about emerging businesses and can provide all of the advice you will need for your contracts and other arrangements.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regarding your contract needs or other legal issues, feel free to contact Cermain Cheung (cermain.cheung@oln-law.com) for advice.

August 2021

Filed Under: 公司和商業法

The Risks of Breaking a Hong Kong Employment Contract Before It Commences

July 17, 2021 by OLN Marketing

Prelude

It is not at all surprising in Hong Kong for job applicants to back out of the already accepted job offer and accept a better job offer with a more competitive remuneration package. In practice, usually the innocent employer would save themselves the hassle of chasing after the defaulting recruits and simply find a substitute from the job market, especially for those junior or middle-level positions. However, this may not always be the case and the recent judgment handed down by the Court of Appeal in the Hong Kong case Law Ting Pong Secondary School v Chen Wai Wah [2021] HKCA 873 demonstrated clearly that not honouring a signed employment contract may come with a price even before commencement of the employment. 

Overview of the case facts

The case of Law Ting Pong Secondary School started off at the Hong Kong Labour Tribunal and was argued all the way up to the Court of Appeal. 

In gist, this case concerned a teacher who was offered employment by a local secondary school. On 17 July 2017, this teacher was given (a) an Offer of Appointment; (b) the Conditions of Service for Teachers; and (c) a Letter of Acceptance in respect of his then potential employment with the school. The teacher signed and returned the Conditions of Service and the Letter of Acceptance to the school on the same day. The Letter of Acceptance stated that:- 

“I accept the appointment offered in your letter dated 17th July 2017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ttached Conditions of Service for Teachers in Law Ting Pong Secondary School.

I also understand that once I accept this contract, the conditions of the new contract will come to [sic] immediate effect e.g. I need to give three months’ notice to terminate my employment with the school.

I confirm that I have read and understood all the above conditions and hereby agree to abide by them.”

The Conditions of Service stated that the period of employment would be “from 1st September 2017 to 31st August 2018”.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Service, the teacher was required to give the school three months’ notice in writing, or payment in lieu of notice, or a combination of both in order to terminate the employment contract “in order to terminate my [i.e. his] employment with the school” [Emphasis Added] (the “Termination Provisions”). In August 2017 the teacher backed out of the contract. The school then claimed against the teacher for payment in lieu of notice pursuant to the Termination Provisions. 

The school succeeded at the Labour Tribunal and was awarded damages in the sum of HK$139,593 (equivalent to 3 months’ payment in lieu of notice). 

The teacher subsequently appealed against such decision and the same was overturned by 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held that the Letter of Acceptance did not form part of the specified terms offered by the school to the teacher, as, inter alia, the Conditions of Service did not make any reference to the Letter of Acceptance. Accordingly, the employment should be read as only starting on 1 September 2017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erms of the Conditions of Service, and hence the teacher was not liable to make any payment in lieu as his employment had not commenced at the time when he back out of the employment contract.

Thereafter, the school further appealed against the decision of 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and the Court of Appeal restored the decision of the Labour Tribunal. The judgment of the Court of Appeal can be summarised as follows:-

  1. The Offer of Appointment, the Letter of Acceptance and the Conditions of Service were given to the teacher together when the school’s offer of employment was made, thus the terms of all the three documents were accepted as a “package deal”. Accordingly, it must be plain and reasonably understood by the teacher, that the school was offering (and only ready to offer) employment on the basis set out in all the three documents. It follows that the Letter of Acceptance formed part of the contract between the school and the teacher, thus should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for adjudication of the matter. 
  2. A reasonable person shall take the Letter of Acceptance to mean that the terms of the employment contract would come into immediate effect such that the teacher would have to give 3 months’ notice to terminate the same. This shall be obvious as the notice requirement under the Termination Provision was specifically used as an example of the terms of the employment contract taking immediate effect.
  3. Further, the fact that the period of employment would start from 1 September 2017 only meant that the teacher’s performance of teaching duties was to commence on a future date. In general, a valid contract had legal effects, for example, as to repudiatory or anticipatory breach, and was enforceable immediately when it was made, irrespective of the time of performance. Hence, although performance of teaching duties would commence on a future date (i.e. 1 September 2017), as from 17 July 2017 (i.e. the date of signing the contract) both parties were both legally bound to perform their obligations under the contract.
  4. In response to the defendant teacher’s argument that the amount required to terminate the employment contract under the Termination Provision was wholly disproportionate to the monetary loss that the school might suffer and any legitimate interests of the school (thus is a penalty clause and unenforceable), the Court ruled that a clause could only be a penalty if it operated upon a breach of contract (i.e. a liquidated damages clause). The payment of a sum in lieu of notice under the Termination Provisions was a contractually agreed method of lawful termination of the employment contract; it was not in the nature of damages for breach of contract. It was therefore a primary obligation to pay rather than a secondary obligation arising upon the breach of a primary obligation of performance, thus not a penalty clause.
  5. The Court further completed the analysis by commenting that the Termination Provisions would still be enforceable even if the same was a liquidated damages clause. On this issue, the Court of Appeal clarified the test to determine whether a clause was a penalty clause was, whether the relevant clause was out of all proportion to the innocent party’s legitimate interest in enforcing the contract; and that the innocent party could have a legitimate interest i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contract or some appropriate alternative to performance that goes beyond compensation. In applying the test, the Court shall first identify the legitimate interest of the innocent party that is being protected by the clause, then move on to assess whether the clause is out of all proportion to such legitimate interest by considering the circumstances in which the contract was made. 
  6. Accordingly, the teacher was ordered to, inter alia, pay to the school HK$139,593, being payment in lieu of 3 months’ notice.
Takeaways

The case of Law Ting Pong Secondary School suggests that once the employment contract is signed, the agreed notice under its termination provision has to be observed, even before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employment.

However, it is arguable that Law Ting Pong Secondary School turns on its specific facts that the employer school has made it explicit on the Letter of Acceptance that the conditions of the employment contract came to immediate effect upon execution and the notice requirement under the Termination Provision was specifically used as an example for illustrating the same. 

Further, it is also not certain as to what the Court’s decision would be if any probation period is provided for in respect of the relevant employment. It seems the Court did not pay any regard to Section 6(3A) of the Employment Ordinance (Cap.57) when reaching its decision in Law Ting Pong Secondary School, which provides that:-

“Where in any contract of employment, whether in writing or oral, it has been expressly agreed that the employment is on probation and the contract makes provision for the length of notice required for its termination such contract may be terminated —
(a) notwithstanding the length of notice provided for in the contract, by either party at any time during the first month of such employment without notice or payment in lieu;

(b) by either party at any time after the first month of such employment by giving to the other party notice of the agreed period, but not less than 7 days.”

In light of the Court of Appeal’s decisions in Law Ting Pong Secondary School, it seems the legal position in such scenario could possibly be, albeit awkward, (a) the employee will be required to give notice equals to such length as stated in the employment contract if he chooses to back out of the contract; and (b) no notice is required if he chooses to terminate his employment in the first month of his probation by operation of Section 6(3A) of the Employment Ordinance (which kicks in following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employment).

How can OLN help?

As can be seen, it would be advisable for employers to clearly and expressly document in its employment contract the notice period and/or the termination mechanism if the employee fails to show up on the commencement date of employment as agreed. The degree of clarity required in this regard can be very demanding. 

We have practical experience in helping employers with the drafting and review of employment-related documentation to ensure the same complies with the employment law regime in Hong Kong and latest development on the same, so as to protect employers’ interest.
 
On the other hand, we also assist, from time to time, employees on the review of employment-related documentation and advise employees on any potential legal consequences arising from their employment contracts.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 regarding the topic discussed or other employment issues, please contact our Partner Mr. Victor Ng at victor.ng@oln-law.com or our associate Ms. Barbara Kwong at barbara.kwong@oln-law.com for further assistance.

July 2021

Disclaimer: This article is for reference only. Nothing herein shall be construed as Hong Kong legal advice or any legal advice for that matter to any person. Oldham, Li & Nie shall not be held liable for any loss and/or damage incurred by any person acting as a result of the materials contained in this article.

Filed Under: 香港僱傭法和商業移民法

  • « Go to Previous Page
  • Page 1
  • Interim pages omitted …
  • Page 17
  • Page 18
  • Page 19
  • Page 20
  • Page 21
  • Interim pages omitted …
  • Page 53
  • Go to Next Page »

Primary Sidebar

This website uses cookies to optimise your experience and to collect information to customise content. By closing this banner, clicking a link or continuing to browse otherwise, you agree to the use of cookies. Please read the cookies section of our Privacy Policy to learn more. Learn more

Footer

OLN logo

香港中環雪厰街二號聖佐治大廈
五樓503室

電話 +852 2868 0696 | 電郵我們
關於 律師團隊 辦事處 OLN IP Services 私隱政策
專業服務 最新消息 加入我們 OLN Online
關於 專業服務 律師團隊 最新消息 辦事處
加入我們 OLN IP Services OLN Online 私隱政策
linkedin twitter facebook
OLN logo

© 2025 Oldham, Li & Nie. All Rights Reserved.

Manage Consent
To provide the best experiences, we use technologies like cookies to store and/or access device information. Consenting to these technologies will allow us to process data such as browsing behavior or unique IDs on this site. Not consenting or withdrawing consent, may adversely affect certain features and functions.
Functional Always active
The technical storage or access is strictly necessary for the legitimate purpose of enabling the use of a specific service explicitly requested by the subscriber or user, or for the sole purpose of carrying out the transmission of a communication over an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network.
Preferences
The technical storage or access is necessary for the legitimate purpose of storing preferences that are not requested by the subscriber or user.
Statistics
The technical storage or access that is used exclusively for statistical purposes. The technical storage or access that is used exclusively for anonymous statistical purposes. Without a subpoena, voluntary compliance on the part of your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or additional records from a third party, information stored or retrieved for this purpose alone cannot usually be used to identify you.
Marketing
The technical storage or access is required to create user profiles to send advertising, or to track the user on a website or across several websites for similar marketing purposes.
Manage options Manage services Manage {vendor_count} vendors Read more about these purposes
View preferences
{title} {title} {title}
聯絡我們

請在此處分享您的訊息的詳細資訊。我們將盡快與您聯繫。

    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