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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地下钱庄到香港的资金会否被冻结及被裁定为属于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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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月16日

在2020年之前，透过地下钱庄系统转移资金到香港并没有受到 「质疑」。虽然涉及此类转帐的合约在中国法律下是非法的，但因香港法律没有管制地下钱庄，用这方法转移资金到香港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尤其是如果交易没有涉及欺诈行为。

然而这一切都因香港高等法院近来的三个裁决而有所改变。没有参与欺诈或地下钱庄及没有怀疑款项来自这些途径的收款者是相当被动的。在现今香港法律下，这些人能否以「付出价值及没有被知悉的真诚购买人」(“bona fide purchaser for value without notice”) 作为抗辩理由？答案是，未有定论。

2017年10月12日之前的法律

直至2017年，香港高等法院原讼法庭在BR CAT International Co Ltd  v Hong Kong Proof Import and Export Trading Co Ltd（民事诉讼案件2014年第1023号，2017年9月22日）一案中认定，只要收款人对欺诈行为或地下钱庄的使用没有实际或法律构定的知悉 (actual or constructive notice)，来自欺诈行为的款项并随后通过地下钱庄转移到香港银行户口的资金是属于收款人，并没有被冻结的问题。

此案的案情与大多数牵涉地下钱庄的案件相似：

•    一名外籍原告人（沙地阿拉伯公司）被一名网上骗徒游说，转账了美金140万到几个在香港的银行帐户（第一层收款者）。 
•    其中一个第一层收款者随后将该款项的一部分，即美金32万3千，再转移到第8被告在香港的银行帐户。
•    同时，第7被告需要将其位于深圳的银行帐户中的人民币兑换成美金再转到香港，于是便寻求第8被告的帮助。第8被告提议第7被告将该笔人民币转到第8被告在深圳和福建的帐户。
•    实际上，第8被告在中国收取了人民币，但没有兑换或转移人民币到香港，而是把来自原告人的美金转到第7被告在香港的帐户。

在裁定第7被告有权保留来自罪行所得的被兑换的资金时，法官指出尽管使用地下钱庄在内地是非法的，但这项交易在香港不是非法，除非收款者拥有法律构定或实际的知悉。所以第7被告可以保留款项。 

新的法律取态

案例1 – 高等法院在DBS Bank (Hong Kong) Limited v Tian Wen Quan（民事诉讼案件2016年第3228号，2017年10月12日）一案中首次没有跟随BR CAT International法官的判案理由。在该案中，法官需决定应否解除冻结令/禁制令。诉讼因由是被告人获得并收到款项 (monies had and received)。法官解除了禁制令，因为他裁定在未真正审判之前，原告人的理据骤眼不充分。虽然如此，法官在判决中顺带一提，如果交易是为了避开内地的外汇管制，那么用作抗辩的理由，「付出价值及没有被知悉的真诚购买人」不能成立。 

案例2 – 在Grupo Arbulu S.L. v City Apex Holdings Ltd [2018] HKCFI 1351（2018年6月15日）一案中，讼诉因由是明知收取款项 (knowing receipt)。高等法院原讼法庭裁定，由于地下钱庄交易在内地法律下属违法行为，因此「付出价值及没有被知悉的真诚购买人」这个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法庭考虑到的一个关键事实是被告有积极参与地下钱庄，即被告亲自委托一间内地货币兑换代理商把位于香港户口并得自诈骗行为的的款项兑换成人民币，再将人民币转到一间飞机租赁公司的内地的帐户以支付租金。

案例3 – 高等法院原讼法庭在DBS Bank (Hong Kong) Limited v Pan Jing [2020] 4 HKC 395 （2020年1月24日）中作出更进一步的裁决。他明确指出香港法院不会执行违反内地外汇管制的货币兑换合约，而且如果某财产在内地法律下被视为非法交易，被告就不能被视为付出了任何代价。 

如果被告只是一个被动的收款人，结果会是怎样？被动接受资金者的定位

上述案例衍生了一个问题：假设资金是透过违反内地法律的地下钱庄收到的，如果收款人只是扮演了一个被动的角色，亦没有证据显示他知道或者根据可疑的情况应该要知道资金的来源，那么他是否可以用「付出价值及没有被知悉的真诚购买人」作为抗辩理由？

高等法院在 Lesnina H. D.O.O. v Wave Shipping et al (民事诉讼案件2020年第154号) 一案中正是面临这个问题。案情如下: 原告人受骗将欧元1,879,726从它的克罗地亚银行帐户转到第1被告在香港的帐户。第一被告再将欧元1,875,461.68兑换成美金2,077,399.16，并将其中的美金32万转到第8被告在香港的帐户。差不多同时间，第8被告的帐户收到了一笔大约金额，是一间公司向第8被告购买保健产品的付款（第三方公司）。简单来说，第8被告正当经营业务，对诈骗案一无所知，亦与骗徒或第1被告毫无关系。而且，第三方公司付的钱很明显不是来自原告人。第8被告的其中一个理据是，对诈骗案的知悉必须在收到款项时评估，而不是在事后再评估。 我们仍等待法院的判决。

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下，地下钱庄似乎成为了商业生活中的一个事实。如果你是诈骗案或地下钱庄的受害者，或希望避免在正常的业务过程中被剥夺应得的资金，欢迎随时联络我所的诉讼部门合伙人赵君宜律师。

赵君宜律师（香港律师，加拿大大律师）
+852 2186 1885
诉讼部门合伙人
高李严律师行

迟来的正义并非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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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章发表于2021年4月给《香港律师》的信：http://www.hk-lawyer.org/tc/content/迟来的正义并非正义

《金融时报》最近一篇标题为《Companies consider writing Hong Kong out of legal contracts》的文章表示，跨国公司担心北京对香港法治的影响日益扩大，正考虑是否将香港从法律合约中排除。 国际媒体这类评论正在加剧外界对香港法律制度的负面看法。

就此，我认为香港法律界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团结起来，集中精力解决我们的实际问题，那就是我们破碎的法院系统。

我们的法院就像一辆漂亮但古老的劳斯莱斯，车头的「女飞人」是法治。 不幸地，这辆车的座椅光秃秃，油漆已褪色，引擎需要更换，更加缺乏电子设备。

当前的状况与我们优秀的法官无关。 司法机构表现卓越，获香港法律执业者全力支持。 法院系统的问题是运作散发着责任下放的心态，抗拒所有数码化的事物，抱叹慢板的态度，效率之低在现代企业环境下显得可笑 — 在文件上加盖印章要等三个小时，在今时今日实在可悲。 此外，支持人员和法官不足，而且对如何协助香港公众的关注也很有限。

我们法律执业者明白，对客户说他们的案子很有胜算，但可能要18个月后才聆讯，是件多尴尬的事。 OLN最近对全球69个司法管辖区进行的调查显示，香港不仅在最昂贵的法院程序方面位列前五名，在轮候聆讯时间方面也属于首20%。 我们既昂贵又缓慢。

此外，香港法律界都知道，我们的法院缺乏应对新冠疫情的能力，尤其是与新加坡和其他司法管辖区相比，而这些地方均想从《金融时报》对香港的负面看法方面得益。

然而，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案件积压归咎于新冠疫情或司法机构的科技恐惧症。 这些运作问题源于更加根深蒂固的困境。 事实上，正是因为我们集体接受这个过时而失调的系统，它才得以继续存在。 我们必须积极参与改变它，不能一直容忍。 作为执业者，我们都取笑狄更斯笔下Jarndyce and Jarndyce的故事，但是在香港，那种日子仍然存在。

香港法律界生活在竞争日益激烈和全球化的21世纪，而不是狄更斯的年代，我们亟需解决问题，重整法院，加倍努力翻修法律系统的基础设施。 就以下各点作出考虑：

  • 强制每年法律科技CPD：美国某些州几年前已经引入。 律师不需要学习编程，但不要被法律设计、机器人流程自动化和自然语言处理之类的术语所吓倒。
  • 请律师会建立第三方/数码设计师与律师的合作关系：应专注于我们希望法院如何建立用者友好、更快捷、更高效的程序。
  • 网上/视像审讯：正如我们在其他司法管辖区看到，容许网上和亲身审讯。
  • 誊本数码化：请法官们放下笔，让各方在每天结束时拿到书面誊本，语音识别程序和誊录技术可以帮忙。
  • 更多拨款：法院应该有更多财政资源，以缩短轮候聆讯的时间。 例如，拨款可以用于：
    • 聘用更多法官
    • 由誊录员和其他书记做记录，而不是由法官在审讯过程中自己做
    • 非执业律师协助撰写判词，让法官以腾出时间审阅草稿，而不是法官亲自撰写判词
    • 重组法律部门，增聘人手，增加关键绩效指标，加强服务承诺，并提供快捷、可靠、高效的法院服务

回应《金融时报》的文章时，郑若骅表示：「我们不断努力满足市场需求，以确保香港保持全球领先国际法律中心之一的地位[….]提供争议解决服务。 」然而，案件要等18个月才能聆讯，并不能使香港成为领导全球的争议解决服务枢纽。

现在是我们法律界团结起来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如果我们想继续以香港的法律体系自豪，领先国际竞争对手，我们便需要重新对焦，重建香港的法院系统，以现代和具前瞻性的方法为香港社会服务。

ALB 2021年亚洲最佳雇主选举– 连续第三年获得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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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1年4月的《亚洲法律业务》中，OLN再次被授予“ ALB首选雇主”，被认可为亚洲律师事务所最佳雇主之一。这是OLN连续第三年成功取得这一认可，并总共获得了该奖项四次。本行要感谢员工在过去一年中纵使受到COVID-19的干扰仍努力不懈，并且在过去的几年中为本行争取到成为ALB亚洲最佳雇主。

ALB 2021年亚洲最佳雇主选举问卷调查向所有员工开放，从管理合伙人到律师助理以至非法律相关员工。优胜者是根据受访者的数量和质量选出的，有来自八个亚洲司法管辖区的1800多名受访者。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点击此处阅读《亚洲法律业务》报告。

再谈在仲裁中追讨附带法庭程序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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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梁泳泽律师及伍洁愉律师

(本文章发表于2021年4月的《香港律师》杂志上：http://www.hk-lawyer.org/sites/default/files/e-magazines/HKL-APR-2021/viewer/desktop/index.html?doc=05D3B64F4883E4B7B372AA907090C1D6#page/40)

在《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就仲裁程序相互协助保全的安排》（《安排》）下，以香港为仲裁地的做法可向内地法院申请保全措施以支持有关仲裁，可谓一项重大突破。因此，有人认为《安排》将“改变游戏规则”，为选择香港作为与中国有关争议的中立仲裁地，提供了无可比拟的优势。

事实是，内地法院一般并非由败诉方支付诉讼费。而香港仲裁方是否可以在仲裁中向另一方取得根据《安排》于内地法院获取保全的费用，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事实上，中国内地并非唯一方案由诉讼方各自承担诉讼费的司法管辖区。更广的问题或许是，当附带法庭程序诉讼的诉讼费原则是“由诉讼方各自承担诉讼费”时，是否可在仲裁中追讨向相关法庭申请保全的费用。

本文将深入探讨此事后追讨诉讼费的争议。虽然来自普通法适用地区的仲裁争议可能欢迎这种诉讼费的申索，但仲裁庭在允许诉讼费申索时亦应小心谨慎地发挥其作用。因此，最简单的解决方案，则是在合约中加入适当的诉讼费弥偿条款。

争议

《仲裁的诉讼费和获得保全的费用》（《香港律师》，2020年9月）一文中，曾讨论过根据《安排》向内地法院申请保全后在仲裁中追讨相关费用的问题。该文认为，对比《 1996年英国仲裁法》（《英国仲裁法》）内部的“仲裁的诉讼费”所包括的“其他费用”可被广泛解释为涵盖附带的司法程序的费用，《仲裁条例》中并没有争议在法庭诉讼中申请临时措施所招致的费用，是否可以被视为仲裁诉讼费用的一部分并予以追讨。条款亦建议修改《安排》以使该些费用可在仲裁中追讨。

仲裁庭的司法权

《仲裁条例》第74（3）条规定，「任何任何一方要求作出命令或指示（包括临时措施），则仲裁庭也就该请求，行使其酌情决定权，命令一方支付费用（包括该仲裁庭的收费及开支）”（作者后加的体现）。虽然第74 （3）条没有特别说明该费用包括与仲裁有关的法院申请，但因为《仲裁条例》第74（1）条已列明仲裁庭有权在判决内对仲裁程序的费用作指示，如第74 （3）条被理解为不包括法庭申请，第74（3）条实属多余。认为第74（3）条宽广的措词，它可说是已涵盖向法庭申请临时措施的费用。

就《计划》而言，第三条已假设假设仲裁庭机构将参与内部地法院的保全申请。例如，在仲裁机构副本分段的仲裁案件后，保全申请应由该机构转递。因此，结合上述第74（ 1）条和第74（3）条，仲裁庭应具有承认权，就应当提出申请保全的费用作出裁决（而内地法院的费用将归入上述第三条)。

無論如何，大多數機構和臨時仲裁的規則（例如2018年《香港國際仲裁中心管理仲裁規則》第34.1條；《國際商會仲裁規則》（2021年）第38條；《貿易法委員會仲裁規則》（2013年）第40(2)條），均將「其他費用」包括在「仲裁的訟費」之中。如《英國仲裁法》中的「其他費用」一詞可被廣泛地解釋為涵蓋附帶法庭程序招致的費用，則仲裁庭亦應根據各仲裁規則對追討此類費用有管轄權。

行使管轄權

即使根據《仲裁條例》第74條及／或各仲裁規則，香港的仲裁庭可能有管轄權容許追討附帶法庭程序的費用，但這並不等於仲裁庭應該行使這個管轄權。實際上，此管轄權似乎只應在極少數情況下才行使，尤其是如果預設的訟費規則無法以合同方式約定豁免。

須謹記，仲裁庭的管轄權源自仲裁協議。若當事人未能把預設的訟費規則以合同豁免，仲裁庭亦應慎重地行使其從當事人獲得的訟費管轄權去達至同樣效果。否則，仲裁裁決可能會根據《仲裁條例》第81條被撤銷，或因違反公共政策而無法執行(Ralli Brothers v Compañia Naviera Sota Y Aznar [1920] 2 K.B. 287; Ryder Industries Ltd v Chan Shui Woo [2016] 1 HKC 323)。

以律师费弥偿作为解决方案

在没有修例变更法庭程序的法定诉讼费规则，而又不限制法庭对诉讼费行使司法酌情权，更不以合约豁免基线的诉讼费规则的情况下，最简单可以全数追讨法律费用（当然是仲裁或法院程序中产生）的方法可能是在合约中加入能反映对准立场的主张费弥偿条款。庭判决诉讼费的权力，除非受“不容反悔”或既判原则所排除，否则可以强制执行诉讼费弥偿条款（Cervo v Kingsleys Pty Ltd [2018] ACTSC 179)。

在Abigroup Limited诉Sandtara Pty Limited [2002] NSWCA 45一案中，新南威尔斯上诉法院维持地方法院的判决，确认了另一法院在主要诉讼程序中仅判给了诉讼各方对评判基准的诉讼费，原告其余合约权利在新的诉讼中，根据合约弥偿条款追讨律师与委托人基准的诉讼费与诉讼各方对评标的诉讼费之间的差额。上诉法院亦裁定，此等在地方法院进行的后继申索并不完全违反“不容反悔”原则，也非滥用法庭程序。

一般而言，法院就诉讼费诉讼费行使酌情权时如未有处理诉讼费弥偿的替代的话，随后的诉讼费弥偿申索均不会构成既定事项或被排除执行。费的合约规定，也不会因该诉讼的诉讼费命令与合约规定重新而被废止（Vertzayias v King＆Ors [2011] NSWCA 215)。

话虽如此，但在随后的诉讼中是否无法执行诉讼费弥偿，应视乎每宗案件的情况而定。 （Cervo v Kingsleys Pty Ltd [2018] ACTSC 179)。

结论

即使当地法院的法定诉讼费规则是由所有人共同承担诉讼费，来自普通法适用地区的仲裁界在习惯了“诉讼费视乎诉讼结果而定”下，替代“全数追讨”与仲裁有关的费用的是可以理解的。费率权。在不限制法庭裁决诉讼费率权力的情况下，应考虑加插适当的诉讼费弥偿条款，以反映合约方根据各自独立利益而达成之辩护费安排。

致谢

作者希望感谢戴均豪（高李严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的研究帮助。

2021年4月

如何在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时代在香港举行股东周年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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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叶琳宝律师

在这个COVID-19时代，一些过去曾经易于处理的商业惯例已变得难以实行，包括召开周年成员大会（「周年大会」）。香港的公司必须确保周年大会要遵守《公司条例》（《香港法例》第622章），而且要遵守公共卫生条例。

根据于2020年3月29日生效的香港法例第599G章《预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群组聚集）规例》，该条例禁止群组在任何香港的「公众地方」聚集。但是，该条例豁免「任何团体的会议，前提是该会议须在指明期间内举行，以遵守任何条例或符合规管该团体的运作或事务的其他规管性质文书的群组聚集」。该豁免适用于公司的周年大会。在本文中，我们根据《预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群组聚集）规例》以及《公司条例》，讨论上市公司和私人公司中如何举行周年大会。

私人公司

实体会议

为了保障公众健康，公司应尽可能限制股东出席周年大会，并采取预防措施以保持社交距离。

如《预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群组聚集）规例》附表1第11段所述，如果有超过20人参加周年大会，公司必须采取措施将股东分隔在不同房间或区隔范围中，并且每个房间或范围容纳不多于20人。

为了更好地管理参加会议的股东人数，如果股东希望亲自出席会议，公司可以考虑要求股东进行预先注册。公司还可以鼓励股东在会议之前以书面形式向管理层提出问题。

虚拟会议/混合式会议

随着科技的进步，《公司条例》引入了一项条款，准许公司在周年大会使用科技。 

根据《公司条例》第584（1）条规定，公司可使用令该公司身处不同地方的成员能够在大会上聆听、发言及表决的任何科技，在2个或多于2个地方举行成员大会。这可以使不在同一地点的股东能够聆听，发言和表决。

根据《公司条例》第576条的规定，如果公司要在2个或以上地点举行会议，则必须在会议通知中列出周年大会的主要地点和其他地点。

但是，召开虚拟会议/混合式会议亦必须遵循法定人数和其他法定要求，以使股东在会议做出的决定为有效。

此外，股东必须能够在虚拟周年大会上投票。公司应建立一种股东投票的机制，如通过视频会议举手或通过电话进行口头答复。

或者，一些公司通过混合会议的方式召开周年大会，即该会议既可以在实际地点又可以通过电子方式举行。股东可以选择亲自出席或以虚拟方式出席会议。

请注意，如果公司打算举行虚拟会议/混合会议，则公司须核对其章程或任何股东协议，以检查是否有任何规定要求周年大会上要有实际股东的存在。

书面决议

此外，公司除了举行实体会议外，还可以考虑使用书面决议。根据《公司条例》第548条，除在其任期结束前罢免审计师或董事的例外情况外，公司可以向股东传阅书面决议。根据《公司条例》第556条，所有有资格对该决议案进行表决的股东均已签署，则该决议案获得通过。如要采用书面决议而不是实体会议，应在有限数目的股东或董事且可以预见没有异议的情况下使用。

上市公司

实体会议

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证监会」）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联交所」）根据《预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群组聚集）规例》于2020年4月1日发表《联合声明》，阐明上市公司举行股东大会的职责。

根据《联合声明》，所有股东大会，包括（i）《公司条例》和/或《主板上市规则》或《创业板上市规则》规定的股东周年大会； （ii）除《预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群组聚集）规例》外，香港上市公司的股东特别大会通常属例外。

实际技巧

(1)    与股东沟通：公司应提醒股东在公司网站上注意股东周年大会的安排。
(2)    给股东充足的时间送回代理委托书：如果股​​东不亲自出席会议，则股东可以在会议前以代理委托书进行投票。
(3)    让股东提出问题：公司应在召开会议前为股东提供以书面或电子形式向管理层提出问题的渠道，以便未能出席会议的股东仍有机会提出问题。
(4)    召开实体会议的安排：如果公司决定举行实体周年大会，则公司应缩短演示文稿或将其发布在公司网站上。如果需要休会，公司应准备会议的文稿，并提前计划休会期限，并在必要时将休会或推迟通知发给股东。此外，公司不应提供茶点。公司应确保在周年大会的场馆有消毒和其他防疫安排。
(5)    制定虚拟会议的指引：为了促进虚拟会议能顺利进行，公司应为股东准备有关虚拟会议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实际问题的指引，例如股东在失去连接后，如何可以重新参加会议和股东应怎样投票，例如按下按钮或举手示意等，并准备任何应急计划，以防遇到技术困难。

我们预计虚拟会议在COVID-19之后的时代会继续盛行。我们建议公司应仔细计划举行股东周年大会有关措施，以符合《公司条例》和《预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群组聚集）规例》的规定。

Enforcing a French Court Judgment in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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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you have obtained a decision in your favour in an overseas jurisdiction against a Hong Kong company or individual, the key question for you would be whether or not this judgment can be enforced in Hong Kong.

A court decision cannot be enforced overseas without first being recognised by the relevant countries concerned, and Hong Kong is no exception to this principle.

French courts are issuing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decisions against non-French companies, including many registered in Hong Kong. According to French law, to enforce a judgment by a French court in an overseas jurisdiction, there is an obligation to comply with the ‘Exequatur procedure,’ and this procedure may vary depending on the overseas jurisdictions involved.

Enforcement in Hong Kong 

The enforcement of French or other foreign judgments can be obtained in two ways: either registering the decision with 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or bringing a new legal action.

As far as France is concerned, the exequatur procedure that must be followed is the former – registering the decision with 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There is no need to bring new legal action and start the whole process from the beginning again.

When you have obtained a conviction against a Hong Kong company, the core considerations before moving forward are the following:

1.    Is the defendant solvent in Hong Kong?
2.    Is the judgment final?
3.    Does the decision order payment of monetary damages?

If the answers to these three questions are affirmative, you can then consider the next steps to take.

Once the defendant’s solvency in Hong Kong is established, it is possible to proceed with the registration procedure, which is provided for in the Foreign Judgments (Reciprocal Enforcement) Act Cap 319. This text enables the enforcement of foreign judgments by registering decisions from superior courts in designated countries with reciprocal arrangements with Hong Kong. These designated countries include Australia, Bermuda, Brunei, India, Malaysia, New Zealand, Singapore, Sri Lanka, Belgium, France, Germany, Italy, Austria, the Netherlands, and Israel. 

Under these provisions, the beneficiary of a French court’s decision may apply to 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in Hong Kong for registration.

Here are some of the conditions to be met (this list is not exhaustive):

•    the decision must relate to the payment of a sum of money;
•    the decision must be final and not subject to appeal;
•    the decision must be issued by a civil or commercial court; and
•    the application must be filed within six years of the final decision from the foreign jurisdiction.

Once the decision is registered in Hong Kong, a notification will be served to the defendant, and the decision can be enforced in the same way as the decisions by local courts.

Security for Costs

A critical specificity in Hong Kong, is that the local court can ask the plaintiff seeking enforcement for security in the form of a deposit. It is well-established in Hong Kong that a foreign plaintiff may be ordered to deposit a sum in court, known as the ‘Security for costs’ when starting legal proceedings.

The security for costs aims to cover part of the defendant’s estimated litigation costs in defending an action brought by a foreign plaintiff. When the defendant successfully defends the action, the amount of its legal costs that normally would be payable by the foreign plaintiff, would be secured by the security for costs. 

Therefore, depending on the amounts involved, this can act as a deterrent for overseas plaintiffs as they may not want to have a significant financial sum locked up in Hong Kong.

As mentioned above, this procedure of registration at 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is only available for a specific list of countries (including France). Therefore, for other jurisdictions you should always check if the jurisdiction issuing the decision to be enforced in Hong Kong is also on this list. If not, the possibility of bringing a new legal action based on the foreign judgment remains open. 

No Requirement for Reciprocity

This procedure is possible even if the decision does not emanate from a common-law jurisdiction as there is no requirement for reciprocity. A decision rendered by a court in a jurisdiction that does not recognize a judgment made by a Hong Kong court may still be enforced in Hong Kong if all the conditions are met.

Should you wish to enforce a foreign decision in Hong Kong, and more specifically a decision issued by a French judge, it is highly recommended to contact a Hong Kong lawyer to discuss the best way forward.